o

新闻中心

汽车人物采访

周苏:高校海归汽车专家的生态环境和学术理想

2012-12-03

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

925

周苏:德国工学博士,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CIM燃料电池系统专家,从事车用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建模、仿真、控制和集成的教学和研发工作

初见周苏教授,就感受到他身上那种中国知识分子的温柔敦厚与外国绅士的彬彬有礼相融合的风度;言谈间,周苏教授就中国高校汽车海归专家的生活、工作的“生态环境”以及汽车人才的培养机制进行了独具个性、充满智慧的阐释,使人不禁感慨教授多年国外生活所展现的开阔的视野、严谨的思想和一颗时刻忧怀祖国的赤诚之心。

一、对于汽车高新技术而言,纯正的学术领域来自高校

记者:周教授,您在国外工作了那么久,为什么选择回国任教呢?

周苏:我是去年九月到同济任教的。其实93年我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应聘回国到青岛大学工作,95年34岁时做了教授。98年,我应聘到德国马格德堡大学做客座教授,99年开始从事燃料电池系统的建模、仿真和控制的研究及教学工作,感觉这个领域大有可为之处。2001年起,作为高级工程师,先在德国戴-克汽车集团从事车用燃料电池发动机的产品研发工作,后在德国韦巴斯托公司从事车用燃料电池辅助电源的产品研发工作。

说到我来同济工作,是和万钢校长有很大的关系。03、04和05年,我和万先生分别在德国斯图加特、波鸿和伯林有过三次交谈。其间,我也两次访问过同济汽车学院及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对这里的工作有些了解。万先生对发展中国燃料电池汽车和对中国大学教育有许多独到之见和不凡的实践。我选择到同济工作,一方面是中国需要燃料电池汽车方面的专业人员,另一方面自己在德国的大学和公司都工作过,回国在一个产学研结合紧密的环境里可以更好发挥作用。德国的生活、工作环境虽好,但是,骨子里的东西,诸如文化的认同感、生活习俗、归宿感等等,让你想回来,我毕竟是中国人。同济的国际交流广泛,尤其是与德国的交流,同济是许多留德学人回国首选之处;同济汽车学院虽然比较新,但是这几年发展非常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万先生任汽车学院院长时引入了新的产学研的机制,利于承担一些大型项目;同济汽车学院的教授不少都有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的经历,这在中国大学里是不多见的,我认同这样的(工科)教授的模式。

记者:现在中国汽车行业发展很迅速,很多海归留学专家回归以后选择了在公司、企业工作,您为什么选择高校呢?

周苏:其实我有在公司工作的经历,国内在成都无缝钢管公司和厦门宏泰公司,国外在戴-克和韦巴斯托,加起来有11年之久。这次回国决定在高校工作,应该会是人生比较长一段的定位吧。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燃料电池系统。我们知道,高新技术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这种大型、长远的项目投资一般由国家来承担。国内企业很难、也很少去做这种高新技术的投资,注重比较多的是现实效益。决定在高校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事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来推动。教育改革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个人认为,在机制方面还是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相对滞后于国家总的改革步伐。中国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专志于教育、学术和科研的人,不宜鼓励“学而优则仕”,让更多愿意做学问的人能心平气和地去“关注天空”。

二、汽车专家在国内外高校生态环境的差异

记者:周教授国内国外可算几进几出了,您认为在国内外的高校在生态环境、用人机制方面有什么差别?

周苏: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德国高校的理念是“服务”,而国内则更侧重于“管理”,这里的对象包括了教师和学生。德国高校给学生提供的环境是比较宽松的,课程也更多样化,像工科专业,学校就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人文素质。德国现代高校历史毕竟比较长,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对社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贡献也是很显著的。中国的大学有部级、厅级之分,是一个准行政部门,在一个时期是合理的;但是,经过30年的社会改革,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生态环境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国高校如何“与时俱进、更好地贡献社会、开社会进步之先”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至于在用人机制方面,国内外差异就更明显了。在国外,像德国、美国,每个教授负责一个学科方向,对有关的教学、科研、人事、资源等各方面负责,实际上就是BOSS了。学校给每个教授配有秘书、助手、实验员(或工程师),他(她)的学科方向如何发展、发展到多大是这个教授的事。而中国的很多教授在功能上更像讲师。德国和中国大学的职称制度有很大差别。学校依据学科方向设教席(德语称Lehrstuhl),一个教席一个教授,是固定的,除了学校配备的人员以外,其他工作人员最长只能任职五年,之后必须另谋出路;而在我们中国每年会评出许多教授来,一所高校同一专业里有很多教授,而且这些教授之间可能还有嫡传关系。我认为这样的职称制度是不利于人才交流、学术交融和学科发展的。在这一点上,同济是比较好的,汽车学院是比较新的学院,大家都是天南海北地来到这里,不容易形成那种世袭的教授制度。

记者: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了,在国家方面,包括政府、高校、企业都非常希望可以引进一些海外专家学者,就引进、用好汽车专家这一点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周苏:客观的说,我们在引进一个人的时候,首先不要希望他(她)是一个全才,要量才适用。事实上,就汽车专业来说,不管是大公司还是高校里面,分工都是非常细,专业性也非常强,所以对海外人才的期望不要太大,不要太苛求。他们虽然在视野上比较开阔、平台也相对高一点,但是也要正视他们专业技术和能力的局限。另外一点就是对引进人员的评价问题。我进进出出很多次了,也对我们的人事部门提过一些建议。一个在德国或美国大公司或学校工作很长时间的人,回国前三至五年的个人税单(工资单)应该包含比较全面的评价信息,主要是和当地相应行业、相应学历的平均工资水平比较。因为国内外的职称、标准都有不同,那么相对公正、公平、客观的评价标准就是他凭自己的能力(水平)所获得的报酬,用这样的参照标准来考量一个人的价值和能力也是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

三、一起工作,“海归”、“本土”不分派

记者:很多人喜欢把您这样的具有海外留学、工作背景又回国来工作的人称为海归派,特别在现在汽车行业中,大量海归专家加入进来,外界有一些盛传讲“海归派”与“本土派”的分立和矛盾,对此您有什么体会和想法?

周苏:我自己是不觉得存在什么“海归派”与“本土派”,我是就这个“派”来讲的。当然了,任何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工作,对于原来长时间在这个环境的人来说,他(她)肯定是“外来的”。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学术视野,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行事准则,在同一个环境里做事,总会有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另外,对“海归”对“本土”,还是要客观评价。毕竟专业上、人性上都是相通的,“海归”可能有自己的一些特殊背景,在某些专业上可能平台高一点、视野宽一点,比如国家863项目,要引导产业化,那么从国外回来的这些有经验的、特别是有在公司工作经验的人可能对于产业化的推动会更有力一些。但这决不是说“海归派”就可以自视甚高,因为“本土”的学者也有自己的优势,毕竟更熟悉这个工作的环境,在思考问题、处理事情上也有很多特色的东西和本领。所以,我个人不赞同区分“海归派”与“本土派”,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都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中工作,没有多大的区别。

记者:那么,对于中国汽车海归专家这一群体,您有怎样的评价?

周苏:由于国外汽车业的发展确实要领先于国内,所以这些研究人员的回归确实给中国汽车业带来了很多新鲜的观念和先进的技术,对于我们自主品牌的创新也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想谈的是另外一方面。从国外回来的这些人,在国外生活了很久,对国外的生活模式、社会模式都比较熟悉,回国以后,应该对中国现在的生产、生活、消费模式有一定反思:中国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是不是需要突破延续至今的“作为样板”的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固有模式?中国这个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家,应该吸收西方国家的一些先进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适合自己的新兴模式,而不是去重复西方一二百年的工业化规则和进程。举例来讲,交通的拥堵是很明显的工业化社会的弊病,现在北京、上海很多城市都出现非常严重的状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在于中国不像美国地广人稀,众多大排量的私家车和欠缺的公共交通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发生。从国外回来的这些人应该可以了解到中国国情和国外的差异,本应该有更多的认识、更深的思考、更多的呼吁,去解决这些由工业社会的模式带来的不好的东西。但他们更多的是用代表着西方工业国家的规则标准和思维模式来从事工作,更专注于各项技术的进步,而对于中国适合怎样的汽车业发展道路没有足够的关心和重视。不过,现在已经看到在节能减排各方面出台了一些政策,环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思考这些比较高层面的问题。

四、青年学生,应该走出去看一看

记者:周教授,您在国内外高校有多年工作的经验,您对国内高校在学生的培养方面有什么看法?

周苏:中国高校的教育体制改革进行了很多年,但总的来说,我没有发现太多的变化。在这一方面,我还是比较认同国外那种“宽进严出”的方式。国内“严进宽出”的方式一方面限制了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群,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成长不利。因为一个人从幼儿园开始到高中毕业,生理心理尚未成熟,为了高考,过五关斩六将,死记硬背了多少东西,厌学是难免的。进了大学以后,生理心理相对成熟,应该可以负重爬山了,有专攻了,可以出成绩了,但是,真正的情况是令人失望的,这一点,上过课的老师是清楚的。还没完,还有考研、考博。我知道,德国没有高考、考研、考博,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很多。透过现象看本质,教育体现教育本质了,对科学、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就会体现得更好。

另外,中国高校的教育不太注重培养学生的成人感和独立意识。国外的大学生都有很强的成人感,他们和老师是平等的成年人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大学生、甚至研究生都没有这种成人感,比较依赖家庭、老师和学校。当然,这又与小学、中学的教育有关。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很多人在国外毕业之后可能就选择留在国外工作。对此,您持怎样的看法?

周苏:我相信邓小平先生当初提出让一批人出去留学,并没有指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回国。这些人出去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首先第一点,他(她)是中国人,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旦回来,就其所积累起的信息量、掌握的新技术等各方面而言,其中的价值、所起的作用也会很大的,不是说“走出去是为了更好的回来”嘛!当然这个“回来”也不是说国界上的回来,就算在国外工作,他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局限在他工作的地方这么狭隘的小圈子,因为技术和社会的进步毕竟是需要不分地域的众多人一起来实现的。特别是纯科学的东西,解决的是一些本质的问题,不应受到地域和国界的限制。现在国际化程度很高了,青年学生走出去的同时,国外也有很多人到我们中国来学习、工作,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很好的相互交流。所以,我很希望青年学生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工作一段时间,这对自己、对国家、对世界,都是有好处的。

 

                                                                                        (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